1975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吴桂贤意外地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一份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名单上。这位来自陕西国棉一厂的女工，当时已37岁，并没有在中央机关积累过多的工作经验，背景也并不显赫，她最熟悉的只是车间里熙攘的纺织机声。她心中忐忑，随即找到周恩来坦白表示：“我太年轻，经验也不足，恐怕胜任不了。”周恩来适时安慰：“这是候选名单，能否当选要看最后结果。”数日后，她成功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她一起的还有陈永贵、孙健等人。尽管启用新职务，吴桂贤并未感到什么“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甚至连换洗衣物和足够的粮票都未带来。她的工资依旧为每月67.2元，参加会议时的伙食费、茶水费也需自理。一次会议后，伙食费用竟花去了她六十多元，她无奈地请求炊事员降低伙食标准。开会时，每杯茶也要收费，她最终选择不喝。面对询问，她只是淡淡回应：“我不爱喝茶。”生活上的窘迫虽属小事，更让她感到不适应的是工作方式。中央规定，领导周围应有秘书和警卫，然而吴桂贤一开始坚持认为自己无需秘书。随着文件增多，她不得不亲自管理和归档，曾因找不到一份文件而慌忙翻找，最终却发现它卡在抽屉的缝隙里，这让她意识到中央工作的流程与基层车间截然不同。之后，中央办公厅调来女干部王杰担任秘书，文件处理才恢复正常。至于警卫，吴桂贤始终未提出请求。她的慎重并非谦让，而是多年的工人生活所致。吴桂贤生于1938年，家境贫困。抗战时期，她的家人曾面临被征兵的危险，之后全家漂泊到陕西谋生。小时候，她捡煤核、挖野菜，已深知“吃饭靠劳动”的道理。新中国成立后，生活依旧拮据。13岁时，她独自前往陕西投亲，得知西北国棉一厂招工，于是急忙去报名。因工厂要求女工年满16岁，她虚报年龄才得以入厂。初到宿舍，她和其他姐妹们第一次见到电灯，不知如何关灯，只好轮流朝着灯泡吹气。尽管好笑，第二天便开始工作，成为纺织女工。她的同事赵梦桃掌握了优秀的工作方法，成为大家的学习榜样。吴桂贤当时甚至不识字，但在赵梦桃的帮助下，逐渐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与技术，后来便加入了赵梦桃的小组。1963年，赵梦桃因病去世，吴桂贤感到十分悲痛，但并未止步，继续在岗位上努力进步，自1958年起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随后担任车间和工厂的领导，并在中共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她从车间走向中央的过程并非偶然，而是工人代表制度和劳动模范制度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共同促进的结果。然而，问题随之而来：长期在基层工作起来的干部是否必须完全脱离原有岗位，才可以胜任中央职务呢？吴桂贤的经历给出了答案。毛主席对她和陈永贵的工作安排了三三制，即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到原单位参加劳动，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各地进行调研。这一安排既考虑了他们的工作特性，也明确意图让干部与基层保持联系。1975年9月，吴桂贤获准返回西北国棉一厂。她没有简单地听汇报，而是重新走进赵梦桃小组，与女工们共同面对机器、产量与产品质量。作为主管纺织工业的负责人，她深知物资短缺的情况，因此在全国纺织工业会议上强调，单靠口号是不够的，必须切实把生产抓起来。1977年，吴桂贤决定彻底回归工厂。9月28日凌晨，她回到咸阳，安顿家人后直奔夜班。熟悉的工友们仍称呼她“吴大姐”，年轻人则叫她“吴师傅”。尽管身份变化很大，但称谓依然未变。随后，她担任了工厂党委副书记和工会主席，四处奔走为设备改造。1988年，深圳邀请她参与纺织企业建设，南下后她出任合资纺织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短短数年便使企业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她曾在中央工作，也在工厂当过普通工人，始终令她安心的，是那些能通过产量、设备与工人收入直接衡量的实际工作。